2021年8月，由于茅臺集團原董事長高衛東落馬，丁雄軍緊急被調往茅臺集團“救火”，自此他的名字開始廣為人知。然而令人唏噓的是，離任僅8個月，丁雄軍自己也陷了進去。

1月2日，貴州紀委監委發布通報稱，貴州省市場監督管理局黨組書記、貴州省市場監督管理局（貴州省知識產權局）局長丁雄軍，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組織調查。

而就在丁雄軍被查消息發布數小時后，貴州茅臺公布了2024年度經營業績。公告顯示，經公司初步核算，2024年，茅臺預計實現營業總收入約1738億元，同比增長約15.44%；預計實現凈利潤約857億元，同比增長約14.67%。這一業績符合市場預期，完成了公司此前定下的15%的增長目標。

從救火到自焚

丁雄軍，1974年8月出生，早年求學于武漢大學，自1991年起在該校深造，直至獲得碩士及博士學位，并一度留校任教。他的職業生涯始于2001年，當時他調任貴州省貴陽市小河區科技局副局長，開啟了仕途。

在隨后的幾年里，丁雄軍歷任小河區經貿局局長、貴陽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主任助理、小河區副區長等職務。2006年，他轉任貴陽市清鎮市委常委、副市長，并在接下來的幾年里，先后擔任貴陽市兩湖一庫管理局局長、貴陽市政府秘書長、貴陽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黨委書記、白云區委書記等重要職務。

2013年，丁雄軍步入省級政府層面，擔任貴州省政府副秘書長。2016年，他調任畢節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2018年11月，他出任貴州省能源局局長。2021年8月，丁雄軍迎來了職業生涯的高光時刻，被任命為茅臺集團董事長。

在茅臺集團的兩年八個月里，丁雄軍給業界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上任后迅速廢除了前任董事長高衛東推行的“拆箱令”，推出了茅臺1935新品，上線了i茅臺電商平臺，并對茅臺的產品體系進行了全面改革。在他的領導下，茅臺集團從突破1000億到突破1500億，開創了兩大里程碑。同時，他還布局了“喝、吃、品、飲、帶”的產品矩陣，推動了茅臺文旅公司的發展，為茅臺集團貢獻了近6億元的產值。

丁雄軍在茅臺集團的業績表現同樣亮眼。他帶領茅臺實現了營收增速的提升，從2020年和2021年的11%左右增長至2022年的16.87%，凈利潤增速更是達到了19.55%。

2024年4月底，丁雄軍卸任茅臺董事長，轉任貴州省市場監督管理局局長。丁雄軍的茅臺時代也畫上了句號。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離任僅8個月后，丁雄軍就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查。

“前腐后繼”，問題出在哪？

而在丁雄軍之前，茅臺集團已有2位董事長被查。2019年5月，原董事長袁仁國因權錢交易、家族式腐敗等被開除黨籍和公職，并移送司法機關；2022年12月，原董事長高衛東同樣因腐敗問題被雙開。此外，據《財新》統計，自袁仁國案后，茅臺集團及下屬公司至少有11名高管落馬。2019年5月至2020年7月間，茅臺集團電子商務公司原董事長聶永、原黨委書記兼總經理劉自力、原副董事長兼總經理肖華偉等多人涉嫌受賄被捕或審查；茅臺股份原副總經理、銷售公司原董事長王崇琳等人也涉嫌受賄被查處。

這引發了一系列深思：茅臺集團“靠酒吃酒”的腐敗現象根源何在？為何反腐力度不斷加強，仍有內部高管接連落馬？

《界面新聞》指出，其根源在于政商關系網背后暗藏的利益鏈。貴州省委原常委王曉光便是一個典型例子，他通過茅臺酒獲取了數千萬元的巨額利益，其手段包括收受茅臺酒、高價購買賺取差價、利用專賣店特許經營權謀利等。而時任貴州茅臺集團總經理袁仁國，更是茅臺腐敗案中的關鍵人物。他不僅為王曉光的茅臺生意提供幫助，還建立了龐大的經銷商銷售體系，推動了茅臺的高速發展，但背后卻隱藏著嚴重的腐敗問題。

袁仁國也承認自己是“茅臺亂象”的制造者、帶頭者、參與者和獲益者。他利用手中權力違規批專賣店、批“后門酒”，搞政治攀附，通過利益輸送找“后臺”、尋“靠山”。其親屬、司機、保姆等也違規從事茅臺酒經營，為不法商人牽線搭橋。

茅臺集團內部的“近親繁殖”和“圈子文化”也是反腐難的一大原因。不少落馬高管都存在“搞家族腐敗”問題，如貴州茅臺酒銷售有限公司原董事長王崇琳和茅臺學院原副院長助理李太明（王崇琳之妻）等。

茅臺酒銷售公司也是腐敗的高發地帶，因為茅臺酒價格飆升，使得銷售渠道存在權力尋租空間。從董事長到總經理，再到副總經理和經理，腐敗滲透入企業內部的每一個環節。酒水行業研究者指出，茅臺酒銷售公司是廠商對接的最后一個出口，實權在握，因此成為腐敗重地。

同時，黨政機關在面對茅臺集團的巨大稅收貢獻時，往往存在不敢“硬碰硬”的心態，這也縱容了腐敗問題的滋生。2023年，茅臺集團上繳稅收667億元，遠超其所在遵義市326億元的財政收入，占貴州全省財政收入2078億元的近三分之一。

茅臺集團的腐敗問題雖已多次曝光并受到嚴厲打擊，但反腐之路依然任重而道遠。如何從根本上解決“靠酒吃酒”的腐敗現象，構建健康、透明的政商關系，值得深思。